罗家伦：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罗家伦：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罗家伦：罗家伦与五四运动

　　罗家伦（18971969年），号志希，浙江绍兴人，出生在江西南昌。他是五四领袖之一，不仅首创五四运动一词，而且是清华大学首任校长，更是一位学贯中西与新思潮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常说的一句话：我们并不能盲从西洋，我们也不能迷信中国。

　　1917年，20岁的罗家伦考取北京大学，成为北大外文系的一名学生。很巧，胡适也于此时进入北大担任教授，而陈独秀则是文科学长，罗家伦成为胡适与陈独秀的学生。

　　罗家伦入学以后，惊喜地发现教授中有拖辫子的辜鸿铭，筹安六君子的刘师培，以至于主张激进的陈独秀，百家争鸣，却平安相处。而新派的胡适更受年轻学子们的追捧。入学的最初一个阶段，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和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成为了学子们辩论的热门话题。在这些新思想的影响下，罗家伦发表了他的第一篇评论《青年学生》。到了第二年的11月份，罗家伦与傅斯年等20多名年轻人组织了一个新潮社，大家决心集资办一份刊物。罗家伦提议取名《新潮》，傅斯年担任总编辑，罗家伦担任编辑。蔡元培与教务长蒋梦麟批给他们3000元作印刷经费。1919年元旦那天，《新潮》杂志第一期出版了。罗家伦在《新潮》的15期，共发表了13篇文章，其中3篇是评论，针对当时小说界、新闻界和杂志的各种现象，作出了尖锐批评，提出自己的中肯建议。远在上海的商务印书馆主持人张元济看到这些评论后，很受启发，对商务印书馆所办的几份杂志，如《东方杂志》《妇女杂志》《学生杂志》进行了革新，使杂志销量大增。

　　罗家伦当年为《新潮》创刊号写的社论，其中的一些言论，即使我们今天看来仍有启示意义。如他在社论中说：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固然日益接近，就是社会主义同个人主义也是相关而不是反对的。此后的社会主义并不是要以雷厉风行的手腕，来摧残一切的个性；乃是以社会的力量，来扶助那帮稚弱无能的人发展个性。在当年，《新潮》在青年中的影响甚至超过了《新青年》。因为它更激进，更有诱惑力，特别符合青年学生躁动的情绪和在那转型期间并不成熟、定型的世界观。

　　在胡适、陈独秀提倡的文学改良、文学革命遭到守旧人物的攻击时，罗家伦发表了一篇长论《驳胡先骕君的中国文学改良论》，反驳胡先骕对胡适、陈独秀的攻击。他还和胡适共同翻译了易卜生的名剧《娜拉》在《新青年》上发表。

　　当胡适撰文鼓动解放妇女时，罗家伦正担任《新潮》总编辑。在第二卷的五期中，罗家伦共发表了22篇文章，抨击社会弊病，其中的《妇女解放》是呼应胡适主张的。保守人物江瀚看到《新潮》上的文章后，拿了几份杂志去找总统徐世昌，说现在青年人思想至此，那还了得。徐世昌于是拿了《新潮》交给当时的教育部长傅增湘，傅增湘给蔡元培发了专函，要蔡元培辞退两个支持学生的教员：胡适、陈独秀；辞退《新潮》的两个学生编辑：傅斯年、罗家伦。在那时，这师生4人被旧派人物视为北大四凶。蔡元培坚决顶了回去。

　　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

　　在五四运动发生之前一年，北京学生就有过一次学潮热身。1918年5月，有留日学生代表到北大演说，痛陈冯国璋、段祺瑞政府与日本缔结《中日防敌军事协定》的阴谋。罗家伦发表演讲，提议全体北大学生赴中南海新华门请愿和抗议。于是，有了5月21日北京各校2000多名学生到总统府的示威游行。后由于时任大总统的冯国璋接见了请愿学生，亲自向学生详细解释条约内容，再加上各校校长劝说，才偃旗息鼓。但这为时三天的学运成为第二年五四运动的热身。这次学潮中的活跃分子，如罗家伦、傅斯年、康白情、张国焘、段锡朋、许德珩、易克嶷、方豪等，大多是一年后五四运动的重要骨干。

　　五四运动前一阵，不断传来巴黎和会的不利消息，学生们已经是按捺不住了，罗家伦、傅斯年、张国焘、段锡朋、刘仁静等一大批学生跃跃欲试，一致决定5月7日国耻日那天举行大规模请愿示威活动。不料5月3日那天，蔡元培得到北洋军阀政府同意和约中关于山东条款的消息，立即告诉了罗家伦、傅斯年、段锡朋、康白情等几位学生。当天深夜，北京各高校学生开会，一致决定把示威游行活动提前到5月4日。罗家伦的任务是联络各校学生和购买写标语的白布。5月4日上午10点，罗家伦刚从城外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到北大新潮社，准备和大家一起去天安门游行，同学狄福鼎一把推开门，对罗家伦喊道：今天的运动不能没有宣言，北京八校同学推我们北大起稿，你来执笔罢！罗家伦见时间紧迫，也不推辞，就站在一张长桌旁，匆匆起草《北京学界全体宣言》。《宣言》仅有一百多字，这是五四那天唯一的一份印刷品。宣言虽慷慨激昂，但不论是文字上，还是字里行间都没有采取激烈行动的意思，只是呼吁全国民众关注青岛、山东问题，而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也只是寄希望于国民大会的召开。不过，宣言中的外争国权，内除国贼八个字倒是反帝反封建爱国运动的主要证据。

　　《宣言》写好后就由狄福鼎送交印刷厂赶印，原定印5万份，结果到下午一点，游行队伍准备出发时才印了2万份。学生们就带着这2万份传单，举着小白旗走上了街头。在示威游行途中，不时有市民加入进来。在五四示威游行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有几件事：一是有300名高等警官学校的学生。二是有人数不多却让人满怀敬意的女学生。三是示威游行队伍中有两幅特别醒目的标语：一幅是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头天晚上咬破中指撕下衣襟血书的还我青岛！四个大字；一幅是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张润芝所撰挽联：卖国求荣，早知曹瞒遗种碑无字；倾心媚外，不期章惇余孽死有头。北京学界同挽。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遗臭千古。这让人见了后心潮澎湃，激奋不已。当学生游行到东交民巷时，被外国使馆的警察拦阻不许进入。学生队伍推举罗家伦、江绍原四名代表入内向美英等使馆递交了英文声明书。离开东交民巷后，游行队伍受到军警阻挠，愤怒的学生们高呼我们去除国贼吧！这与示威游行组织者的初衷是不相符的。因为在天安门广场前开露天大会决定游行程序时，只是决定到总统府要求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惩办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卖国贼，再到东交民巷使馆区，向外国驻华使馆表达中国人民的立场与态度。示威游行总指挥傅斯年表示一定要使示威游行成为有纪律的抗议。所以，这时急忙阻拦游行队伍，劝同学们不要去，但根本劝阻不了，也控制不了当时那种在高昂情绪下形成的局面。傅斯年只好举着大旗带领大家向东单曹汝霖住所赵家楼前进，而上百名巡警则跟随着队伍行进。到了赵家楼，曹府大门紧闭，内外已有二三十名警察把守，罗家伦回忆说，他亲眼见到是一个叫蔡镇瀛的学生首先翻墙进了院内，紧随着就有十几名学生几乎相差无多同时翻进院落，其中有匡互生、许德珩、杨振声、陈荩民、傅斯年的弟弟傅斯严。他们将大门打开，愤怒的学生们蜂涌而入，一边高喊卖国贼曹汝霖快出来，打倒卖国贼曹汝霖！一边四处搜索。曹汝霖一看学生冲了进来，仓促间，躲进一间专门放置箱子的小房内。驻日公使章宗祥这时刚从日本回到国内，暂住在曹宅。5月4日这天中午，徐世昌在中南海宴请章宗祥，总理钱能训与曹汝霖（交通总长，但此时是由曾毓隽代理）、陆宗舆（币制局总裁）作陪。席间，接到警察总监吴炳湘的电话，天安门外有千余名学生，手执白旗，标语为和会失败，攻击曹总长诸位。吴炳湘在电话中说：请诸位暂留总统府，不要回家，因为学生将要游行。徐世昌当即劝说曹、章宴后到别处暂避风头。散席后，钱能训邀请曹、章、陆到他办公室，并打电话给警察总监吴炳湘，禁止学生游行。吴炳湘报告说：段芝贵（首都卫戍司令，段祺瑞族叔）要出兵弹压，如果这样，即由他去办，我就不问了。由于两派的矛盾，钱能训两边劝，说好话都无效果，陆、曹、章见状，遂告辞回家。孰料，到家不久，示威游行的学生队伍就到了。

　　学生进了院子后，曹汝霖连忙吩咐仆人将章宗祥掩蔽在锅炉房。就在曹家被学生冲砸得七零八落时，北京高等师范的学生俞劲和另一名同学点燃了衣被，大火烧了起来。章宗祥觉察到起火，慌忙从锅炉房中逃出来，被学生抓了个现，用拆下来的铁床棍子打得遍体鳞伤。这就是五四中著名的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事件。据罗家伦事后说，章宗祥被赶来的大批警察送到医院时，已不省人事。曹汝霖说，主要是被学生一棍子打在脑壳上所致。学生们也有点慌了，出了人命就是刑事案。实际上，大火一起，就授人以柄了，徐世昌当时就下令抓人。结果，在曹宅中没有来得及撤出的32名学生全部被捕。回校后，大家一致决定北京所有高校一律罢课。同时，接受狄福鼎建议作为策略，统一口径，就说游行回来后因游行疲劳过度本患肺病死去的北大同学郭钦光，是在曹宅被曹家佣人殴打致死的，气愤之中，学生也殴打了章宗祥。学生们还煞有介事的为郭钦光举办了追悼仪式，郭也由此成为五四运动中唯一的一名烈士。这件事激起了公众对政府的义愤。

　　当晚，罗家伦赶到各报馆介绍并解释当天的游行示威活动情况。

　　5月5日下午，各校代表3000多人在北大法科大礼堂开会，成立北京学生联合会，推举段锡朋为会长。通过了上书大总统和教育部，有23所高校共9860名学生签了字，向政府提出外交和教育政策方面的要求，以及通电罢课的决议。那天担任北大学联负责总务和文书的罗家伦在会上说，学生运动已经成功地争取到了商人和新闻界的支持。会上，他被推举为北京学界代表，往南京、上海等地与当地的大学联络，并在上海参加全国学生联合会成立大会。

　　不久，蔡元培和教育部长傅增湘在政府压力之下，一个被迫出走，一个被免职。学生们在罢课的同时，一面全力营救被捕学生、发起挽蔡运动，一面策划全国性的抗争。6月3日，演讲学生被捕，学潮再一次扩大，遭拘的学生也越来越多，超过1400人。六三事件成为五四运动的转折点。4日，罗家伦在被军警盯梢的情况下，冒险把北京学生遭捕的情况拍电报到上海，引发全国范围的三罢（罢课、罢工、罢市）。政府这时面对的不再仅仅是年轻的学生了。迫于强大的压力，6月5日，政府释放了所有被捕学生。6月10日，天怒人怨的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人被免职。28日，中国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团宣布拒绝在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运动胜利结束。

　　检讨五四运动

　　在五四运动如火如荼进行中，5月26日，上海的《星期评论》发表了罗家伦以笔名毅写的文章《五四运动的精神》，指出五四运动表现出三种关系中国民族的存亡的精神：学生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胡适说，这是最早提出五四运动这个词和五四运动精神的。这期间，罗家伦陆续发表了近20篇专文、讲话和演说，谈五四运动。

　　1920年5月1日，已经临近毕业，罗家伦写了《一年来我们学生运动的成功失败和将来应采取的方针》一文，全面分析了五四运动的得失，肯定了五四运动的成功之处在于：思想改革的促进，社会组织的增加，民众势力的发展。并说：五四以前的中国是气息奄奄的静的中国；五四以后的中国是天真活泼的动的中国。五四运动的功劳就在使中国动！但是，也暴露出学生运动的弱点：学生万能的观点所导致的无力感，长期荒废学业造成学术的停顿，思想贫乏导致行动落于形式的窠臼。甚至表示，由于参加学潮，耽误了自己的学术，使得想译的几部书都未能完成，不免懊悔。

　　罗家伦是五四运动的领袖之一，是重要骨干，被称为五四健将。整个五四运动，其实是由傅斯年、罗家伦等为首的新潮社和以段锡朋、张国焘、许德珩为重要骨干的国民杂志社一批人掀起来的。一方面，罗家伦深受胡适的影响，认为新文化运动是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与启明运动合而为一的运动。因此，对五四运动中出现的非理性行动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不以为然。早在1919年1月发行的《新潮》创刊号上，他发表了《今日世界之新潮》，热情地赞扬十月革命说：这次的革命是民主战胜君主主义的革命，是平民战胜军阀的革命，是劳动者战胜资本家的革命！总而言之，以前法国式的革命是政治革命，以后俄国式的革命是社会革命。然而，另一面，在赞赏俄国革命的同时，又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说：这个潮流若是传到中国来，恐怕就可虑得很，因为中国的普通人民一点知识没有，兵士更多土匪流氓，一旦莫明其妙的照他人榜样做起来，中国岂不成了生番的世界吗？抱着他这样看法的学生不少。最典型的莫过于傅斯年，当五四学生运动超出原定设想的范围后，他就很少抛头露面了。在张国焘、邓中夏等人急速左转时，罗家伦他们开始走上了由胡适指引的用文章呼吁说理方式的道路，认同用罢课作武器是下下策，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然而，对于一个才22岁的青年来说，也非一时就可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所以，在五四以后的一个阶段里，罗家伦还时不时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学术道路三者之间徘徊，在行动上总是表现出倾向革命，在反省时又总是将自己拉回到学术研究。当他留学欧美，在那种环境中，他要告别革命了。但这种徘徊并未彻底从他心底消失，而这一点残存的徘徊正是他回国后忽而从政、忽而从教的心理根源。

　　1967年，已经古稀的罗家伦最后一次回顾了五四运动，写下《对五四运动的一些感想》，他说：五四运动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新文化运动也广泛地澎湃地由五四运动而扩大。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一贯的精神，就是要使中国现代化。要使中国现代化，必须从思想现代化做起。五四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就现代化的意义来说，仍是有待我们继续努力的一个方向。